嘉德必威体育官网:坚守只做中间人的承诺

2019-05-04 16:53 来源:未知

在5月份落槌的2014嘉德春拍上,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实现了22.5亿人民币总交易额的佳绩,以实力证明了中国嘉德在中国艺术市场的领军地位。

1992年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意义重大的一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坚定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再一次确定了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并为改革指明了方向。不久,国家体改委等部门相应出台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条例。道路的明确,国家政策的引导,让大批政府机关、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现今以陈东升、冯仑、郭广昌、潘石屹、俞敏洪等人为代表的“92派”企业家群体。

1993年成立初期,嘉德的创始人陈东升先生曾与来自国外顶尖拍卖行的专家梅森(Mason)先生有过一次对话。在这次谈话中,梅森先生提及“拍卖行卖高卖低都会伤害客人,拍卖行不能跟买家卖家抢生意,只能做中间人;每件艺术品都要写品相报告书,决不能漏掉一点;一定要保证品质,不能欺骗别人,因为别人迟早会知道的,知道了,就不舒服,就会离开你。”梅森先生的一席话,深深触动了刚刚踏入艺术品拍卖行业的陈东升,他决定嘉德绝对不自买自卖,并一直坚守至今。

那个时候在北京最活跃的就是中青年,这些人基本就是新思想最活跃的代表,各种改革的想法、思路也就在他们中间形成。经济改革是改革的最核心部分,所以很多年轻人聚集在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研究室、中央研究室、社科院等这些部委研究所,形成了一个改革阵势庞大的中青年气候。

在拍卖行业,从业人员和企业可能随时会面临诱惑,想买东西也是近水楼台。实际上,高价拍品有很大的低买高卖的机会,如果拍卖公司买断拍品,可以有更高的获利。对此,嘉德的另一创始员工王雁南曾明确地表示:“嘉德成立之初,就想一辈子靠佣金,其他好处我们不为所动。”通过21年来的实践证明,嘉德坚守只做中间人的承诺,秉承“公开,公平,公正,诚实”的原则,反而赢得了长久的信誉。

这一年,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的副总编的陈东升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早年就被新闻联播所讲的索斯比、克里斯蒂拍卖神话所撼动,一种原始的冲动就此开始在心中萌生。不久《羊城晚报》的一篇关于中国的拍卖行的评论又再次埋下伏笔,写着“中国五千年文明有灿烂的文化遗存,但是没有一个像样的艺术品拍卖行”这样的言辞,就此陈东升毫不犹豫的下定创办拍卖行的决心。

嘉德坚信,坚持专业化经营的拍卖行,一定会是最后的赢家。

但是真正筹备的阶段却持续了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为什么会这样久?一个崭新的新生事物,从何做起呢,在陈东升的脑子里没有任何准备,不熟悉关于拍卖行的知识,也不知道拍卖行是如何运作的,更重要的要创办拍卖行都要经过哪些部门来审核批准都搞不清楚。所以在91年这个创意也只是一直埋在心里,实际上真正的操作步骤还在左右思量,并且作为保密阶段,陈东升也还并未向外界透露……

对于拍卖:一种原始的冲动

陈东升说当时通过新闻,新闻联播是年轻人唯一的一个对外的窗口,得知纽约、伦敦的蘇富比和佳士得,那时候翻译为索斯比、克里斯蒂。大家知道八十年代日本泡沫经济,所以世界艺术品创造一个新高,特别是印象派的画在八十年代后期达到一个高峰,最著名的就是《向日葵》,安田火灾保险买下了。我到台湾见到《经济日报》社长他们也做了一个梵高的展览,要去借这幅画,没有借回来,原因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这幅画抵押出去了,所以不能借出来,这也是演绎了一个保险公司的神话故事。安田火灾买了这幅画,络绎不绝的去参观,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觉得年轻人是有超级好奇的心理,虽然那种拍卖的场面没有亲历,但你看到《新闻联播》后那种画面一辈子不会忘个记,在这样一个古老的建筑里边,现场一个五十开外的场地中文质彬彬的拍卖官指点江山,俯视着拍卖大厅里坐着的这些男男女女,雍容华贵,还有神秘的电话……看了那种电视画面,我觉得是那么的遥远、那么的神秘、那么的高贵、那么的典雅,总之那就是上流社会的一种高雅的游戏,觉得像中国这样一个革命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当时来讲)经济落后的国家,或许跟我们可能是永生都没有关系的,正因为有这种强烈的对比,才有那么一种冲动,这是一种原始的冲动埋藏在我心中。

我那时在国务院发展中心《管理世界》做副总编辑,由于校友关系,跟文化部关系很熟,文化部有很多资源,怎么把它用起来,所以我们就策划成立了一个文化市场研究所,由我来组建、分管。当时我的大学师兄卢建、田源都是很有名,还有我的一个校友李军先生,现在是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常委,他当时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他是文化部市场局调到中央工作的,所以他在文化部也有关系,这样我们几方成立一个文化市场研究所,所长叫李刚。

有一天他们拿了一份《羊城晚报》,有一位评论员的文章拿给我看,写的是中国五千年文明有灿烂的文化遗存,但是没有一个像样的艺术品拍卖行。他们受到这个启发就说拍卖行是一个好主意,我记得那是在南城马路边的路灯下,我毫不犹豫下定办拍卖行的决心。为何能够如此坚定就是因为刚才我前面讲到的因为蘇富比、佳士得在我脑子里,电视里的画面,我想到办拍卖行就是那样的东西,如果没有心中这样的憧憬,要办拍卖行我肯定不会办,正因为有那样一个铺垫,所以马上毫不犹豫地说办拍卖行。

当时嘉德筹备的时间很长,为什么筹备很久呢?因为这完全是一个崭新的新生事物,从何做起,没有任何关于拍卖行的知识,也不知道拍卖行是怎么运作的,拍卖行由什么部门来批都搞不清楚。91年有这个创意就埋在心里,实际上是没有去操作。

这个事情是怎么促成的,九十年代很活跃,改革开放,那个时候邓小平还没有南巡,一个关于中国要不要开股票市场的研讨会,大概90年在深圳开,这是一个中国还继续改革开放的重大信号,全球媒体都关注这个会,我们要不要搞证券市场,这个会发出强烈的信号,中国要搞证券市场,一下子就火起来了。

大概91年,当时很多在八十年代初期有搞股份制改革,所以只要有这种行为的企业都把它划为可以作为上市的企业,当时武汉有一个印刷厂——长江印刷厂,我的同学毛振华做印刷厂的上市顾问,组织了一个专家组对企业的上市做一个评估、咨询,所以领头的是我们的导师董辅礽先生,再下来接着国务院研究室的副局长卢建先生我们同学,第二就是我,我当时是《管理世界》副总编,企业评价中心的秘书长,还有一个是李军先生,那个时候他是中外研究室的处长,还有一个同学关敬如,是体改委分配司的一个处长。我们这一批人晚上就聊天,我们那个时候想办清洁公司,想办拍卖行,我最大的冲动就是要办一个中国工业博物馆,因为当时我搞了“工业五百家”企业,我觉得多一个工业技术博物馆很重要,他们就说东升你的点子太多了,你做一件就行了,后来一研究,大家觉得拍卖行比较具象,还有李军说你要办拍卖行,文化部的关系我帮你来疏通,就这样定了。

我这个人定下来做一件事,就会把其他事都放下,从此真的是一门心思地投向拍卖行的事情上。那个时候在筹备拍卖行的过程中,正好92年冯家驳、北京市文物局,他们搞了一场北京国际拍卖会。但是我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溜进去观摩,我有两个印象,一个老先生走进来一大帮人簇拥着,一看是很重要的人物,后来我当然知道这个人是谁了——徐邦达先生。

另外他们把香港拍卖行的胡文棨先生请来做拍卖官,我一定要抓住他,未来我做拍卖一定要找他学习,我当时找他要了一张名片,后来我们拍卖行成立,我就给他写信,我把他请到北京来,我专门去香港请教胡文棨,所以胡文棨先生应该是中国本土拍卖的一个先驱。

我那个时候很保密,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在办拍卖行。等批下来之后。嘉德是中国第一个中国字头的全国性股份制现代化的拍卖行,应该讲当年我的这个举动确立了在中国的艺术品拍卖业的一个位置。当然嘉德不是最先举办的第一场拍卖,嘉德也不是第一家成立的拍卖公司,但是嘉德是第一家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一个股份制的全国型的拍卖公司,这个我从来不含糊,嘉德第一场拍卖开启了整个中国艺术品市场。

前面大家是有一些创新,或者是尝试,但是他们不具有里程碑和开创性,嘉德就为日后大家都来办艺术品拍卖公司做了很好的铺垫,把整个市场树立起来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嘉德是在北京,因为朵云轩和嘉德几乎是同时成立的。我们很慎重,第一场拍卖一定确保成功,所以我们筹备了一年,实际上刚刚讲91年筹备嘉德,实际上92年底拿了牌照,在93年3月份证件全部齐全,但是我们开业选了一个好日子,5月18号——“我要发”,当时还有点儿意思,其实我是不信这个的,但还是找了一个吉利的日子,所以是5月18号开张。

92派企业家:改革的中青年气候

陈东升表示作为这个行业第一个吃螃蟹的开拓者,我是坚信第一个做是很重要的一个先机;第二我们有不同的优势,我们的优势在于我是武汉大学经济系,大学毕业后在外经贸部,在国务院这种高端的国家的宏观经济研究部门工作,遇上八十年代改革的起步和改革的最重要的时期。

那个时候在北京活跃的基本是中青年,年轻人基本就是新思想最活跃的代表,所以各种改革的想法、思路形成一个很大的气候,一个群体。当然那个时候经济改革是改革的最核心,所以很多年轻人聚集在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研究室、中央研究室、社科院这些部委研究所,形成了很大的一个改革的中青年的气候。

又说到92的时代背景,中国的改革企业家群体的形成,一个八十年代早期乡镇企业,民办科技业这一批创业的人,像王石、柳传志、鲁冠球、张瑞敏,他们都是八十年代之前创业,改革产生了柳传志这一代企业家。邓小平92年南巡,形成了92派企业家,产生了像我们这一批企业家。当然后来互联网革命,海归派,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了三拨企业家,我们是在大的环境背景下来创业的。

92年创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两个条件:一个邓小平南巡,扭转了中国发展方向的问题,表明坚持改革开放,并且92年国家体改委颁布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管理条例》,我们这批人就有了创业的机会,没有这些文件我想办嘉德也办不起来。

当时作为股东,文件,合同书、发起书、可行性报告都是我自己弄,当然也找朋友帮忙,比如可行性报告,我一辈子都记得文化部市场司的处长陈兴保他帮我写的,因为他熟,可行性报告是他帮我写,当然我也改了,原稿是他写的。

还有名称,后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当时文物是专营,不能碰,我们就打擦边球,走文化部,说当代艺术,那个时候的当代艺术并非现在的所指,就是说在世的,我们叫珍品,所以嘉德一开始的名称叫中国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正好我的一个同学在世界银行,就是邹恒甫——著名经济学家,所以有一次我在东单的大排挡请他吃饭,我说你英文好,你给我把这个名称翻英文,翻英文的缩写,你给我弄起来,读音是读什么,读Cat,他说Cat是猫,猫在英文里是黄色,不好,又再编一下就读Gater?嘉德,就是这样的。我最开始写的才子佳人的佳,佳德,回去以后,陆昂说这个佳字不好,嘉奖的嘉好,就改了这个嘉德。后来成立以后英文我是要王雁南改的,王雁南找了一个美国女孩,用嘉德的意思,叫Guard,Guard就是保护神的意思,所以嘉德这个名称就这样诞生了,有我的同学,有陆昂、王总,他们的参与最后形成了“嘉德”。1992年北京国际拍卖会如期举行,陈东升也第一时间跑去观摩。作为一个还是艺术品行当的圈外人,他第一次看到了被人群簇拥着的徐邦达,也自此与这位在不久之后为嘉德首场拍卖主槌的泰斗级人物相识;他看到了真实的拍卖现场的组织流程,也第一次见到他们从香港请来的拍卖师胡文啓。

嘉德完全是从一个孤立的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一炮走红,能得到这样的成功非常艰难。虽然很多都是依靠多年在中央机关任职的经验和关系,但是作为股东,文件、合同书、发起书、可行性报告还都是陈东升自己在做准备。陈东升知道当时文物是专营,不能碰,所以想到打擦边球,走文化部报批时将所营项目标为当代艺术,也就是指哪些在世的艺术品,也称珍品,所以嘉德一开始的名称叫中国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但是出于英文定名的考虑,陈东升在世界银行的同学便帮他想出了“佳德”。但是陆昂看到这个名字后提议“佳”字不好,建议不如换做是嘉奖的“嘉”,所以几经修改最终定下“嘉德”二字。后来成立以后依然考虑国际宣传,对英文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视,王雁南找一位外国女孩帮助选取,用嘉德的意思,叫Guard,Guard就是保护神的意思,所以嘉德这个名称就这样诞生了。陈东升回忆起来便说道,有我的同学,有陆昂、王总,他们的参与最终形成了“嘉德”。

经过整整一年的筹备,嘉德团队在1993年择了吉日开张。5月18日的傍晚,在长城饭店的后花园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当晚灯光通明,各界人士汇聚,各级领导、文物专家、行家、商界精英,笑逐颜开,觥筹交错,热闹非凡……

当时91年开始筹划,正好92年颁布了条例政策,就想到了股份制的形式,筹划阶段只是说怎么弄,还没有想那些,92年这个文件出来就太简单了,做有限责任公司,去找股东,所以92年这个是很重要的。

还有92年年底召开了“中共十四大”,最终确立中国是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92年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节点,转折点,这是我讲的一个大背景。

第二个背景,大家知道八十年代诞生的万元户,大家又羡慕他们发了财,又看不起他们。因为当年下海大部分都是无业的,或者是出身成份不好的,或者是劳改释放的这些人去做个体户,后来这些人发了财,开始社会的价值观变了。我觉得92年下海社会就已经形成共识,整个社会价值观觉得下海是光荣的事,这是重要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去创嘉德是很光荣的事。

一个外部环境,一个价值观的转变,还有我们自己内在的冲动,就觉得实业救国、经济救国,直接创办企业,所以这几个因素决定为什么搞嘉德。

就是说嘉德为什么迅速能成功?第一,我是第一家国字头,全国性的,文化部批的艺术品拍卖行,很响亮;第二,我们一上来建立了艺术顾问委员会,鉴定顾问委员会,所以把这个行业的这些资深的专家、权威都请到这儿来,比如说像艺术委员会请到的中央美院院长靳尚谊,工艺美院院长常沙娜,北京画院的院长刘春华,中国画研究院的院长刘勃舒,把这些艺术院校、团体领导作为艺术顾问,还有把徐邦达、刘九庵、杨伯达、耿宝昌这些人请到我们的鉴定委员会做鉴定顾问。

在当时聚集如此阵容的顾问团是很困难的,这肯定是我的策划,为什么我能够做这个,这样一讲故事就多了。我在《管理世界》策划成功的案例比这个大多了:中国工业四十年大型展览,全国大国有企业统统来到北京,是我策划,我是总指挥。我做过大型的活动,知道怎么来运作,不是说纯粹是一个官员下海,就是我过去在《管理世界》做副主编,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一个怎么做大型活动的资源怎么整合、运作,这个能力很强;第二就是媒体,运作媒体能力很强,所以嘉德一上来成立两个委员会,把社会的权威人士请来,他们会帮助你、支持你。

成立后就我一家是全国性的,我的团队又都是国务院的这些精英分子下来,大家信任你,因为你不是一个从浙江来的一个私人老板,而且是一个优秀的年轻国家干部,大家很认同你。

开明的改革派官员

95年嘉德与北京翰海、北京荣宝、上海朵云、中商圣佳、四川翰雅六家公司同被列为为文物艺术品拍卖试点单位,各自有自己的发展特色,随着国内政策和整个国际环境的变换,嘉德也是经过一些跌宕的。这个很重要,嘉德为什么第一次没有瓷器?第一次也没有古画?就是文物,你不能去擦边文物,所以你卖近现代画,当然我们嘉德第一次拍卖,就是没有文物资质,但是得到文物局批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出去展览都要文物局批准的,比如94年去香港展览都是国家文物局批准,甘学军对嘉德做了巨大贡献,他是从文物局来的,他去跑这些关系。所以由于嘉德起来,甘学军是张德勤局长的秘书,张局长、王金鲁局长他们一条线,还有上海的马馆长、汪馆长,所以嘉德第一次拍卖,我老讲永远不要忘记这些开明的改革派的官员,嘉德的成立是高占祥部长力挺批下的,这些人都很支持,文化部批的。但是只要一涉及文物艺术品拍卖就是文物局,张德勤很支持,但是那个时候文物局分两派,还有其他几个副局长,主要是还有一些老专家,他们是坚决反对文物拍卖的,我觉得也能理解,现在我也挺敬佩他们的。他们觉得文物拍卖会助长挖坟盗墓,文物拍卖会加速文物的流失,所以针对他们的这些观点,我们就要证明文物拍卖活跃了市场,文物拍卖让文物回流了。所以针对这个,我那个时候正在筹划香港大收藏家杨永德的《齐白石专集》,他把一百七、八十张齐白石的画拿到国内拍卖,中国第一次大批文物回流,所以我要做政治,一定要保证杨永德的拍卖成功,堵他们的嘴,说你看通过拍卖文物回流了,不是出去了,文物拍卖有利于国家文物的保护,当然起到了这个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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